谁在文学历史上被称作风景画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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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维另一个可与诗歌并行的成就便是他的绘画成就,他首创泼墨山水画,奠定了中国山水画的基础,几乎影响着中唐以后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全部历史,历代在山水画上占主流的人物都受了王维的影响,他的文人画理论也为后代继承并发扬,被尊为文人画的前辈和“南宗画派”之祖。他把诗与画两种艺术的意境巧妙的相互融会,做到了诗有画境,画有诗意的艺术特色,为历代文人所激赏。苏轼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徐渭（公元1521-1593）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等，浙江绍兴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公安派的袁宏道盛赞其诗、文、字、画、人无有不奇。作为一个奇人，徐渭自幼聪慧，文思敏捷。他个性叛逆狂躁，名躁当时，由于不满现实而一度精神失常，曾九次自杀未果，手段残忍蹊跷，后因杀害后妻而被捕，释放后安心于艺术创作。徐渭首先是以画家名垂史册的，独创的泼墨写意花鸟画，独具意境，自成一家，无论从艺术个性上还是艺术水准上说都是空前的，对画坛的影响更是深远，齐白石就对他推崇备至，泼墨也成为绘画的一种著名技法。作品如《榴实图》、《莲花图轴》、《墨葡萄图》、《三友图》等等都驰名中外。他的书法之奇在于“书中有画，画中含书”，与唐代的王维的诗画相融十分贴近，书体功底深厚，洋洋洒洒，豪迈恣肆，和他的个性十分相似，也正如他的泼墨画一般。文学之奇的徐渭是明代成就最高的杂剧作家，他的讽世杂剧《四声猿》是明代戏剧的代表作品，此外他还有戏剧《歌代啸》和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宋元南戏与明初戏文的理论专著《南词叙录》。他的诗和文章也是成就卓然，是明代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许多前辈一样，徐渭也精通音律，能为自己的戏剧配曲，结合十分融洽。后代追随徐渭的艺术大师有“八大山人”朱耷，“青藤门下走狗”的郑板桥以及“为青藤磨墨理纸”的齐白石，足见这位历史上出名的博学狂人的影响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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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帕慕克的一贯主张是文化整合。在小说《白色城堡》中，这一主张集中体现为“双重身份”的主题：是东方人，同时，也是西方人。

  在《白色城堡》这部小说中，帕慕克通过一个同貌人的故事表达了这一“双重身份”理想：不论是东方身份，还是西方身份，都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幻像，在人格层面上所有人都是相同的；东西方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无意识心理中黑色自我的存在，既包括个体性黑色自我，也包括群体性黑色自我；解决这种对立与悖谬的根本途径，就是对土耳其本土“双重身份”的认同与整合。

  在小说《白色城堡》的开头，帕慕克通过两位同貌人对身份本质的探寻和探寻过程中表现出的相同人格揭示出：不论是东方身份，还是西方身份，都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幻像，在人格层面上，所有人都是相同的。首先，《白色城堡》通过两位主人公的身份探求揭示出：身份是一种记忆碎片的拼贴，记忆是一种幻想性的认知，所谓的身份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的建构与创造。在故事的一开始，威尼斯学者“我”就被奥斯曼舰队俘获到伊斯坦布尔，并奇迹般地遇见了一个与“我”外貌酷似的人——占星师霍加。这是描述两人外貌的相同，也是作者在为两位主人公的人格同质谱写前奏，是“我”与霍加人格相同的一种隐喻。身份即幻像，当“我”与霍加发现这一事实时，“我们”完全相同了，“我”与霍加不仅拥有相同的外貌，也拥有相同的人格。在小说的结尾，“我们”交换了彼此的身份，再也分不清谁是霍加、谁是“我”了，实现了既是“我”又是霍加的“双重身份”理想。

  作为东方人的霍加与作为西方人的威尼斯学者，不仅在外貌上酷似，而且在人格上也相同。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其内心深处的黑色自我也是相同的。它无法触摸却又无处不在，它既是一种个体无意识，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白色城堡》的结尾，白色城堡依然屹立，“我”与霍加实现身份交换，两位文本叙事者“我”与法鲁克·达尔温奥卢的“一体二魂”。表面看来纷繁复杂，其实它们共同传达了作者帕慕克的“双重身份”理想——“成为西方人，也成为东方人”。 小说的前言部分显然借鉴了《巴黎圣母院》的起兴手法。在《巴黎圣母院》中，作家通过参观巴黎圣母院时，由刻在墙壁上的“命运”一词，引出了一段15世纪时发生在巴黎圣母院内外的悲剧故事；《白色城堡》也如出一辙。编纂百科全书的学者法鲁克·达尔温奥卢，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在盖布泽档案馆找到一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7世纪时期的手稿。书中的故事吸引他立即着手将其从阿拉伯文翻译成现代土耳其文，从而有机地沟通了历史与现实，营造了一种亦真亦幻的神秘气氛，增强了故事的神奇色彩，勾起了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此外，不可逃避的命运主题的设置，路易十一与土耳其苏丹对占星术的痴迷，克洛德与霍加强烈的求知欲和占有欲，及其身上共同体现出来的双重人格，无不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从意象与情节的设置来看，《白色城堡》吸取了西方众多文学作品的艺术养料。单从篇名及白色城堡意象的设计上，就极易让人联想到卡夫卡的《城堡》。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像幽灵，可望而不可即，帕慕克心中的白色城堡是“美丽且难以抵达的地方”，它们同样梦幻般萦绕在人们心头，从不以真实面目示人。此外，霍加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设计出来的战争机器，同样是卡夫卡式的。在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中，驻地司令设计的那种极其残忍地折磨犯人的杀人机器，与霍加参照人的大脑构造琢磨出来的庞然大物，有异曲同工之妙。而那些与自我对话的场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中数见不鲜，在博尔赫斯笔下更是频频现身，如《另一个他》、《两个博尔赫斯的故事》等，反映的都是自我与他者的奇遇故事。至于小说中出现的天文学、占星师、瘟疫、百科全书、战争、宫廷、回忆录、大雾等，这些无不都是博尔赫斯的偏爱。从《白色城堡》中，还可以读到自亚里士多德到艾布拉姆斯关于“镜像”、“模仿”的论述，也可上升到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文化“安全感”与知识的权力等范畴——小说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

  从小说的叙事风格来看，《白色城堡》显然是东西文化合璧之作。帕慕克借鉴了古希腊神话与阿拉伯传说的叙述方式，将寓意丰富的故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出来，从而颠覆现代小说中淡化情节、零度情感、片段摹写的技法，而回归叙事。同时又掺杂了现代主义小说中常用的“元小说”结构——叙事者时不时从文本中跳脱出来，呈现出一幅“颇具智慧叙事风景画”。此外，它结合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时空观，大量仿写《百年孤独》中交叉叙事时间的句法模式，如“现在我认为”、“我后来得知”、“多年以后”等句式的运用。小说的优秀之处还在于，帕慕克借用西方的叙述方式来表达一个充满东方意味的传奇。威尼斯学者怀着“东方主义”的心态，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遭遇陌生的文化，宗教与文化的冲突激荡着整部小说。并且他始终保持着一种神秘、原始的叙事风格，以“陌生化”的手法，来描述17世纪时期的土耳其人站在“落后”的视角，观察“不可知事物”时的新奇感受。他们对科学知识的接受是带有魔法和巫术色彩的，如在观看霍加和威尼斯学者共同设计的焰火表演时，随着一条条火龙在空中飞舞，“大家敬畏地尖叫着”，其中有一位做父亲的目瞪口呆地望着天空，居然“忘了男孩的存在”。这种“陌生化”手法所产生的离间效果，在土耳其人对待霍加他们设计的“庞然大物”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人们说我们的武器是怪物、大虫、撒旦、带弓箭的乌龟，移动的城堡……蓝眼怪”，一切敬畏之词，凡所应有，无所不有；帕夏们也认为它是“不祥之物”，会给部队带来厄运，都不愿意带它上阵；士兵们视它如瘟疫唯恐避之不及，多数人因害怕这个不祥之物而后撤。作家深刻地揭示出了落后地区的人们对外来文化既向往又敬畏的矛盾心理，这其实为两种文化的交流与互融提供了潜在的可能。

  《白色城堡》最大的特点在于作家采用了自述体的叙述方式，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娓娓道来，它的好处在于能增强故事的真实性，拉近读者的心理距离。当然，这种散文化的写作方式必然会带来一个突出的问题——“无对话”。读者通常都是被“告知”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真的在故事中“看到”它们。正是这一点令《白色城堡》显得格外枯燥和缓慢。